崇祯三年（1630年）农历八月的一天，北京城迎来一个“喜讯”：朝廷今天要把一个人人痛恨的“大卖国贼”凌迟处死。一大早天还没亮，从大内监牢到刑场的道路两旁就围满了热心市民，等着“迎接”押送这位“卖国贼”的囚车经过。他们还准备了石头、臭鸡蛋、烂菜叶，甚至热乎的排泄物作为“见面礼”，以期望能够表达对这位“卖国贼”的“热情”。
有初来京城的外地人不了解情况，于是好奇地打听，京城群众告诉他们：“嗐，您还不知道呐！今个儿皇上要把袁崇焕这个反贼给刮喽！”
他是有天分的
袁崇焕之死的一直是史学界热议话题之一。照理说，他为明末国防事业贡献颇多，承担了抵御后金侵略，保卫边疆的一系列任务，在当时来说难度属于史诗级别，他应对的总体不错，绝对属于大功臣。可是，作为最高领导的崇祯皇帝对他却有意见，以致于后来被打成“汉奸”、“反贼”，最终处以极刑。而其中的原因，并非功高盖主、外族挑拨这么简单，还有很多复杂而微妙的细节蕴含其中。
袁崇焕生在两广（有说他是广东东莞人，也有的说他是广西藤县人），家里是经商的，条件不差，但基因不好，打小就皮肤黑、个子矮，以致于后来崇祯称呼他为“袁蛮子”。
虽然长得有点“蛮”，但袁崇焕脑子不算“蛮”，人家认真读书，不仅中了举，还考中了进士，30几岁的年纪成功上岸，荣升县级干部（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不简单了），然后分配到福建邵武县任知县，表面上来看，走的是妥妥的文科从政之路。
不过，袁崇焕考公上岸的那一年，正好又赶上后金与明朝关系决裂，努尔哈赤就是在那一年发表了对明朝的“七大恨”宣言，从此东北边疆就没消停过。
别看这时候的袁崇焕还是个小小的县官（任职的地方也是偏远地带），但人家真的是心系社稷，忧心国防，甚至渴望亲自去边疆保卫国家。这可不是书生意气，人家袁崇焕还真有点本事。
话说当年为了考公而奋斗的袁崇焕，在苦读四书五经的同时，还热衷于研究兵法。各类军事书籍他没少看，对古代军事历史颇有研究，对当代大明国防事业发展也无限关注，经常跟大家一起谈兵论武，特别是遇到退伍老兵，必定拉着人家询问国防时事，一唠就能唠一天。
另外，袁崇焕虽然当的是文官，但性格比较慷慨，处事有胆有谋，在处理辖区的各种公共安全或应急突发事件过程中，沉稳指挥，果敢决断，很有“大将”风范，在福建当地官场上积攒了一些名气。
在知县任上干了两年之后，袁崇焕迎来了人生大转机。
因为后金对东北边疆屡屡入侵，大明边防吃紧，辽沈地区大部分国土被后金吞并。朝廷着急，但手头缺兵缺将，于是召集各地基层优秀青年干部到京城参加国防研讨会（“参加大计”），袁崇焕是受召者之一。开会的时候，袁崇焕的发言理论性、针对性都很强，眼光独到，引起了国防部（兵部）领导的关注。会后私下交流一番，领导们对袁崇焕更加赞赏。
不久，经举荐，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国防情报处处长（兵部职方主事），主要掌管疆域图籍等情报，算是正式进入军事领域任职。
袁崇焕当情报处处长第二年，明军在关宁战役中又被后金打得大败，山海关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朝廷想尽快安排一个能人去稳住局势，但由于前期的军事能人要么被后金打死，要么被自己人坑死（比如熊廷弼），一时半会找不出合适人选。
朝廷犹豫期间，袁崇焕先坐不住了。他竟然招呼也不打，一个人跑到山海关附近搞调查去了。这一调查就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关键是这期间兵部的领导以及袁崇焕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位情报处处长干啥去了。
等袁崇焕回来以后，又火急火燎地跑到懵逼的领导那里一通汇报，说他这些日子亲自考察了山海关一带的布防情况、地形地貌和社情民情，再经过他的科学分析，表示如果给他一些兵员和经费，他一定能守住山海关，让后金人死都进不来。
兵部领导有大局观，没有计较袁崇焕不请假就缺勤的问题，加之袁崇焕实地调研后的分析有理有据，考虑到大敌当前，于是推荐袁崇焕前往山海关军中任职。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崇焕是个出色的行动派实干家，有真才实学不假，胆识见识均超过常人也不假，可他性格里的那种刚愎独断的“瑕疵”也显现了出来：你是一个政府官员，理应了解并遵守官场运作的基本规则，至少应该做到“向领导请示汇报”这种基本要求吧。可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放下日常工作跑到边疆私自出差，回来还跟领导拍胸脯说我能怎么怎么滴，你是不是太不把领导脸面和人情世故当回事了。
不过，鉴于局势紧张，这事很快就翻篇儿了。可袁崇焕这种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的瑕疵，为他日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倍受委屈的军事天才
袁崇焕到了山海关之后，先在辽东战区司令（辽东经略）王在晋手下任职。这期间，在关于如何布置山海关地区具体防务的问题上，袁崇焕跟上司王在晋出现分歧，王说要放弃较远的边区，采取就近布防，有危险可以及时照应，以求稳妥。袁却说要胆子大一点，在更远的宁远城布防，让敌人不敢轻易长驱直入。两人的争论最后递交给兵部决断，兵部新任部长孙承宗也是个有能力的实干家，比较赞同袁崇焕的观点，于是推荐并批准了袁崇焕的规划，还写信告诉他要好好干，本部长一定在后方全力支持你。
不久，王在晋被调往南京，袁崇焕被调任宁远军分区指挥官（宁前道），驻防宁远城。边疆随后安稳了一段时间。
外部一旦消停，内部就会折腾。果然，新一轮朝廷党政趁机开始，这期间，实干家孙承宗部长由于得罪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很快被弹劾下台，退休回了老家。接替兵部部长的是阉党一派的高第，高第对于山海关防务的态度跟孙承宗正好相反，他向山海关各级指战员下令：我需要稳妥多一点，大胆少一点，太靠近敌人的区域防守起来太困难，大家都给我往山海关内撤！
命令传到宁远城，袁崇焕不服气，他表示：朝廷下令让我当宁远城的指挥官，我哪也不去，死也得死在这。
于是，当山海关外其他明军据点要塞的军队纷纷撤入关内之后，只有袁崇焕的宁远城还孤零零地原地不动（朝廷打算放弃了，所以没怎么管），就像海啸之前唯一一棵矗立于沙滩上的椰子树，看起来似乎凶多吉少。
努尔哈赤高兴了，因为明军都撤走了，山海关外就一座孤城宁远，那我还客气什么，关外的地我都得抢过来。
1626年一开春，后金发兵十三万，浩浩荡荡开往山海关。快到宁远城时，后金先给袁崇焕发来劝降信，说你赶快投降吧，你守军只有一两万，还没有后援，我们这是十三万，都是精锐，你怎么打？
袁崇焕回信，说老子打的就是精锐，别废话，要打就赶紧过来！
话说这份上，那就打吧。
袁崇焕敢跟后金硬刚，并非脑子发热，他是有准备、有底气的。在战争间歇期，袁崇焕抓紧练兵，深入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在城墙上设置与检修了红夷大炮这种先进武器装备，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所以，当后金大军首次列队准备攻城的时候，袁崇焕“欣然”拉着幕僚以及朝鲜的一位使者登上城楼，邀请大家一同观战。他本人气定神闲，不断地安慰紧张焦虑的朝鲜使者，说别担心，咱打的赢。
努尔哈赤麾下的后金军队战斗力确实很强，但他们与华夏历史上诸多边疆少数民族一样：在平地上奔袭掳掠的能力一流，但遇到厚墙高塔的城池，就无计可施了。
当然，后金军队也不是不能打攻城战，但攻城战发挥不出女真人善骑射的战术优势。遇到防备完善的城池，你骑术再娴熟，也得老老实实爬梯子往城墙上冲，总不能骑马往上跳吧（后金当时确实缺少高技术的攻城器械）。
袁崇焕的城防措施和手段就很完备，手下将士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又有大炮提供远程大面积杀伤，所以，两万明军借助城墙优势，稳稳地挡住了十三万后金精锐的反复冲击。
努尔哈赤气得不行，因为宁远真不算什么大型城池要塞，以前他从明军手里攻下的大城池有的是，歼灭的明军也多得很，而如今这个弹丸之地竟然能阻挡自己的十万铁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怒火中烧的努尔哈赤亲往前线督战，结果因为太靠前，被城头红夷大炮射出的炮弹炸伤。伤势虽重，但还不算致命，最多落下残疾，可努尔哈赤的自尊心受不了，毕竟他以前的人生总体上太顺风顺水了，今天却被一颗“小钉子”给弄瘸了，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重，自此一蹶不振。
几个月后，努尔哈赤就死了。
原本已决定放弃的孤城宁远，竟然了挡住十万敌军，还把敌国君主给搞死了，这是明朝的一个意外惊喜，相当于用兜里的两元零钱顺手买了张彩票，本来没在意，结果中了大奖。
宁远告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当然要表彰功臣，按理说，头功肯定得是人家袁崇焕的。可惜，官场的逻辑不是这么运转的。袁崇焕当然有赏，朝廷提拔他为辽东巡抚（一把手），继续驻守宁远，同时赏银40两，绽丝三匹。这种赏赐不能说差，毕竟升官了，权力大了，但关键问题是，与此战毫不相关的一堆人却拿到了更多的红利：
首辅顾秉谦晋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和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最搞笑的是，著名太监魏忠贤被认为是此战“幕后总指挥”，加恩三等，奖励他弟弟和一个侄子去锦衣卫当队长（指挥使）。
不过，这时候袁崇焕有功却赏赐少，并不是有人故意坑他，更主要是因为中央权力集团太过于腐败贪婪。实际上，袁崇焕对朝廷内部政治形势的认识也比较清醒，他知道当今大明最有权势的不是天启皇帝，而是魏忠贤，所以袁崇焕不但不嫌朝廷给的封赏少，还特地“赶时髦”，在辽东地区给魏忠贤修生祠（给魏忠贤修庙烧香，是当时地方官拍魏忠贤马屁的主要方式之一）。
不过，袁崇焕注定得不到朝廷的认可，还是他那自负的性格导致的。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面：
第一件是给努尔哈赤吊唁。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因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而亡。袁崇焕安排人专门前往辽东后金的地盘，给人家送花圈表示慰问。当然，他的主要目的是趁机摸清后金内部形势，获得敌人下一步动向的情报，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都不新鲜。但关键是，袁崇焕这回又是自作主张，事先没有给朝廷报备。不过，由于魏忠贤暗中支持，加上他是新晋的功臣，国防事业需要他，所以朝廷没跟他计较，但这个账却记下了。
第二件发生在后来的宁锦之战期间。皇太极接过努尔哈赤的大位后，又领兵来打明朝，这回他先打的是锦州，结果也攻不下来，于是转头又去打袁崇焕把守的宁远，当然也打不下来，双方互有损伤，皇太极只好撤退回家。这原本也是明朝方面的胜利，袁崇焕也是抗敌功臣之一。不过，在敌人攻打锦州期间，由于袁崇焕消极救援，且在抗敌策略上与同僚和下属产生严重分歧，听不进建议（没有处理好关系），导致山海关地区的一些将领及其背后的朝廷势力（包括阉党）对袁崇焕更加忌恨。所以战后，一大堆前线将领和朝廷高官得到封赏，唯独袁崇焕的赏赐最少。
被现实一通打击之后，袁崇焕感到憋屈，于是向朝廷写了病退报告。天启皇帝批准后，他回到南方老家继续当地方官。
东山再起吹牛皮
本来袁崇焕打算从此远离朝政，安安心心在地方做个闲官。可是他“命好”，注定不能提前退休养老。
回家不久，天启皇帝驾崩，崇祯即位，魏忠贤的阉党被铲除，朝廷内部“焕然一新”。新皇帝很勤政，对东北边防事务很关注，渴望找个能人替他分忧。在此背景下，袁崇焕再次成为抢手货，被各种推荐。很快，袁崇焕就被一纸调令召唤至北京。
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国防部长兼中央监察院副院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统领东北、天津及山东北部各地军事指挥（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官职和权力比天启年间高了好几个层级。崇祯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非常谦虚地请教袁崇焕关于东北边防的事务，询问何时能平定后金的叛乱。
面对皇帝的询问，袁崇焕又犯了他那刚愎自负的毛病，当场拍胸脯表示“只要您让我全权负责，给我五年时间就够了”（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皇帝和身边大臣一听，都欢欣鼓舞，一起称赞袁崇焕真是国之栋梁。
这次君臣问答，再次加速了袁崇焕死亡命运的到来，因为他竟然在皇帝面前吹牛，而且面对的是一个小心眼的皇帝，吹的还是一个超级大牛。
咱不是看不起袁崇焕，他很有能力不假，但也不能不顾现实呀。打击山贼流寇，或者镇压小规模农民暴动，怎么夸海口都行。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民族政权（后金已经建国），有大片的领土，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源（东北地区），内部社会结构相对成熟稳定（八旗制度等），政治集团有统一的领导（皇太极），人家领导的能力比你家领导的能力强太多（崇祯的政治水平差得太远），人家上层政治集团的目标诉求高度一致（抢大明的地盘），军队又非常能打，还不缺军饷（女真族兵民结合，对外侵略又能给自己捞好处），你凭什么五年就能灭了人家？
再看看历史，强如西汉和唐朝，赶走匈奴花了多少年，打跑突厥花了多少年？再看北宋，跟契丹纠缠了多少年？南宋又被后金的老祖先以及蒙古人虐了多少年？大明本朝成祖皇帝很牛吧，他跟蒙古人耗了多少年？如今的崇祯一朝，跟前面这些朝代相比，强到哪儿？皇帝雄才大略吗（崇祯总体不行）？国内社会稳定吗（农民暴动已经露头）？朝廷上下一心吗（党争就没停过）？国家财政有钱吗（国库穷得一笔）？前线军饷给的足吗（从没给够过）？
你看，袁崇焕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
朝廷里当然有明白人。君臣谈话间隙，趁皇帝去喝水上厕所的时候，在场的一位名叫许誉卿的军事监察官（兵科给事中）总觉得不对劲，于是私下里问袁崇焕：老哥您说的是实话么？真的能五年解决边患问题吗？
袁崇焕如实奉告：怎么可能！我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安慰领导罢了。
许誉卿懵了，赶紧提醒袁崇焕说：老哥你疯啦！咱领导别看年轻，其实精得狠！你现在搁这吹牛皮，将来兑现不了承诺，不等于欺君吗？
袁崇焕听罢也后悔了，但是牛皮已经给皇帝吹出去了，还有这么多大臣当场见证，难道还能说“我刚才开玩笑呢”？
没办法，等皇帝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袁崇焕赶紧给自己的“五年规划”加了更多的条件：
第一，钱粮要给够；第二，武器供应要给够；第三，前线用人提拔得听他的建议。
崇祯心情正好着呢，说“都听爱卿的”，就全部答应了，完事之后还赐给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
结果，一次吹牛皮，一把尚方宝剑，正式把袁崇焕送上了不归路。
他的老毛病依然不改
国运这东西，不是靠某一个或几个人辛勤工作就能扭转的。早在萨尔浒之战以后（1619年），大明和后金的攻守之势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明注定会被蚕食，就算他不亡于后金，将来也会有其他或内部、或外部的势力把它搞垮，因为大明从根子上已经烂掉了，茎秆和枝叶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后，早晚也会枯萎腐烂。
袁崇焕未必能看透那个时代的大势，但辽东边防的那个糟糕形势，他是门儿清的。
糟糕的表现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缺饷。
朝廷上下都知道“给钱才能让人干活”的道理，但守卫辽东的边防将士却被拖欠工资好多年了。如果整个国家人人都没钱，那大家也就认了。关键是京城的皇族高官家里朱门酒肉、衣着光鲜，地方乡绅地主家里也良田百亩，妻妾成群。钱这么多，到底从哪来的呀？怎么就给不了边防将士呢？别问，问就是臣等无钱，爱莫能助。
可以说，晚明时期整个明军都面临着严重的缺饷问题，士兵哗变、逃亡的事件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就在袁崇焕奉旨赶往辽东的时候，当地正在上演一场士兵哗变。时任辽东最高行政首长毕自肃和总兵朱梅等一批军政高官被一群愤怒的士兵抓住，并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原因是士兵们连续四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被打得血流满面的毕自肃虽然最终被释放，但本人既感到丢人，又觉得失职，羞愤之下干脆上吊自杀。
等袁崇焕到任之后，朝廷遵守承诺，尽最大努力把粮饷运到辽东，军队内部才算稳定下来。但实际上，士兵们到手的军饷，距离按规定应该拿到的军饷，还差很多。
袁崇焕知道军饷的窟窿还很大，所以一直不停地向朝廷写折子，请求多送一些钱粮到前线，有好多次，他在报告里建议崇祯皇帝从大局出发，把他的内帑（相当于皇帝的私房钱，与国库财政里的钱不是一回事）拿出来填补军饷空缺，既能显示皇恩浩荡，又能稳定前线军心。
从大局来看，袁崇焕让皇帝自己掏腰包的建议当然可行，毕竟大敌当前，财政吃紧，为了剿灭蛮贼，维护大明江山，皇帝带头掏腰包有什么不行的（崇祯的内帑数量并不小）？可现实是，崇祯这个皇帝是出了名的“抠”，你让他辛勤工作、按时上朝、加班批文都没问题，你让他天天吃素、不近女色、龙袍打补丁也没问题，但你要让他把自己的私房钱掏出来充公，那绝对不行！
从整个明末朝廷的表现来看，不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大家都一个德行：花国库的钱，大家都很慷慨（自己也能捞一些），花自己的钱，大家都很吝啬（我没钱，别找我）。这种德行一直到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的前夕，依然如故。最后还是李自成的手下将领们通过严刑拷打、日夜折磨，才从崇祯的大臣们手里拿到了“买命钱”，而且数量多的吓人。这些都是后话。
崇祯是真的“抠”，朝廷里的大臣们都很清楚。以前就有人建议过用皇帝的内帑填补空虚的国库，结果不是降职，就是免官，因此大家都不敢提了。袁崇焕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复提出把内帑当军饷的建议，崇祯内心十分反感，原本对袁崇焕的好印象也打了很大折扣。
实际上，崇祯在他给袁崇焕的答复中，委婉地表达过坚决不会拿内帑当军饷的决心。可袁崇焕就是改不了他那自负的毛病，总以为自己能从国家大义的角度说服皇帝，因此反复提议，殊不知，这种做法让自己距离死亡越来越近。当然，这并不是袁崇焕被崇祯忌恨的最主要原因，下面要说的才是关键。
接下来再说说辽东边防糟糕的另一个表现，这跟一个人有关：毛文龙。
毛文龙是有官方编制的明军将领，主要统辖区域是渤海海域的皮岛（又称椴岛、东江，面积30多平方公里，位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在当时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这家伙当年也在辽东打过仗，后来升官当了副总兵，奉命带兵进驻皮岛。他发现这座岛处于海上交通要道，往来商贩很多，很有商业价值。加之当时辽东地区不断被后金蚕食，大明对此岛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弱，毛文龙几经思考，最终决定放弃忠君报国的理想信念，转而以“做一个有编制的海贼王”为奋斗目标。他以皮岛为根据地，招揽流民，安抚商贩，扩充部队，树立名号，逐渐做大做强。
奋斗过程中，毛文龙也干过杀人越货、杀良冒功的行径，但嘴上仍然表示自己是大明的将领，效忠大明的皇帝。由于隔着海，朝廷对他也没法子，加上皮岛确实能对后金起到一定的威胁牵制作用，所以毛文龙依旧能够领取朝廷的俸禄和军饷，还被加官进爵，大力表彰。由于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下，毛文龙的心气儿越来越高，越来越蹦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把手下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全部换成毛家自己的亲戚，搞了一个毛家军。
第二，他手下军队总数不到5万，给朝廷上报的编制却是20万，多领了15万人的空饷。
第三，他未经朝廷批准，擅自向往来皮岛的商船收税，而且一毛钱也没上交给朝廷。
毛文龙的这些行径，朝廷心里门清，但就是管不住，反而还有求于人家。袁崇焕当然也知道毛文龙的这些情况，但他跟朝廷的想法不一样，袁崇焕在政治观念上有一种读书人的“洁癖”，他认为，作为朝廷命官，就应该对国家忠心耿耿、辛勤工作，为朝廷、为皇帝分忧，决不能“薅国家的羊毛”，更不能搞阳奉阴违的叛逆行为。在袁崇焕看来，毛文龙分明是既占了国家的便宜，又不想听国家的指挥，妥妥的叛臣贼子。
所以，自打被任命为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之后，袁崇焕就把“收拾”毛文龙列上了自己的工作日程。
等袁崇焕正式上任后，最先开展的大项任务就是对毛文龙下手，为此他烧了新官上任的“两把火”：
第一，直接派官员到皮岛开展“四不两直”检查，重点审计该岛经济收入问题，把来源不明的经费和财产纷纷冻结充公。
第二，宣布海禁，不许任何商船开往皮岛，这等于掐断了毛文龙最重要的非官方财源。
毛文龙当然不服，给崇祯写折子诉苦，说袁崇焕不顾大局，折腾基层，破坏了抗击后金、守卫边疆的良好局面。但崇祯两边都不敢得罪，态度含糊，不肯表态。
袁崇焕于是加快了对毛文龙的捕杀进度。还别说，袁崇焕真有点手段。折腾一番后，袁崇焕忽然主动给毛文龙送去了一大批军饷物资，毛文龙以为是自己多次告状终于奏效，朝廷给袁崇焕压力了。实际上，这是袁崇焕故意为之，就是让毛文龙放松警惕，认为袁崇焕已经不构成威胁。
不久，袁崇焕带着人马来到皮岛，声称是检阅此地的战备训练情况。等岛上的高级将领全部来到袁崇焕这里开会的时候，袁崇焕先是慰问在场的各位将领，说大家在此地奉献多年，工资不高，条件又差（毛文龙本人有权有钱，底下人收入并不算多），实在委屈你们了，要是能跟着我，工资和职位肯定比这里高。接着，袁崇焕当场翻脸，当着大家的面，开始宣布毛文龙犯有十二大罪状，包括不服从中央管理，私扣军饷等，然后拔出崇祯赐给他的尚方宝剑，下令把毛文龙当场处决。
毛文龙本人和毛家众将都傻了，等大家反应过来，毛文龙已经被五花大绑。毛文龙本人以及毛家众将拼命求情，但袁崇焕决心已定，谁都拉不住。毛文龙很快被斩首。
大概是由于事发突然，加上袁崇焕官职太高且手握尚方宝剑，当时没人强行阻止斩首行动，另外也可以侧面证明，毛文龙手下这帮人并非真的对他死心塌地，大都只是为了权力和金钱而已。事后，毛家军被袁崇焕成功收编，辽东边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被消除。
此事袁崇焕做的干净利落，客观上对朝廷大局是有利的，毕竟辽东现在没有人敢于公然违抗袁崇焕的指挥，对于接下来齐心协力对抗后金的侵略是有好处的。但是，袁崇焕这么做，又深深得罪了崇祯皇帝，因为杀毛文龙这么大的事，他竟然没有提前跟崇祯汇报。
是的，袁崇焕不打报告，擅自行动的毛病到现在都没有改掉，而且他现在的领导是皇帝本人，这么做明显没给皇帝留面子。
等袁崇焕先斩后奏的报告递交给崇祯之后，史书上说崇祯“意殊骇”，完全惊呆了：当下属的还能这么胆大？不打招呼就把朝廷册封的高级官员杀了？
崇祯的心里从震撼、不解，转变成尴尬、气愤。他的确赐予了袁崇焕可以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但袁崇焕便宜行事的对象可不是什么可以随意摆布的歪瓜裂枣，他没打招呼就这么做，满朝文武会怎么想？下一步你还要杀其他的大臣时该怎么办？
其实，袁崇焕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是想要除掉毛文龙这一个隐患，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也必须这么做（尽量减少工作阻力，尽最大努力完成五年平定辽东的军令状）。只不过，他以为皇帝和满朝文武都会同意他的做法，以为皇帝赐给他的尚方宝剑就是对他最大的理解和允诺。
不得不说，袁崇焕还是太理想、太自负了。
崇祯很气愤、很不满，可辽东还需要袁崇焕主持大局，还得靠他五年解决边患。因此，崇祯气归气，但还是主动下诏表彰说袁崇焕做得很对！朕也觉得毛文龙该死！
说到底，五年平辽，是崇祯的底线和红线。
如此一来，袁崇焕相当于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因为不要说五年平辽，即使五年内守住辽东，不让后金势力进一步渗透都得打上大大的问号。
史料记载，袁崇焕在拔出尚方宝剑斩首毛文龙之前，曾当着在场各方将领的面，向着北京方向磕头请旨，还信誓旦旦地宣布：我今天杀毛文龙是为了严肃军纪，其他下属如果学毛文龙这样，也会被我处死。我如果五年内平定不了辽东，请皇上也把我杀了！
这话后来真的应验，而且袁崇焕死得比毛文龙惨多了。
袁崇焕心底可能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危机了。杀完毛文龙返回辽阳的途中，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活活被冤枉成叛徒
以咱们后来人的视角看，袁崇焕表现最活跃、权势最巅峰的时期，是在崇祯当朝的时代，但实际上，他事业曲线和人生曲线的在天启时代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从史料记载来看，他在军事上最出色的表现都体现在天启时代，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宁远之战。但等到被崇祯二度重用之后，袁崇焕对付后金侵略的表现很一般，甚至后金的威胁反而比以前更大。
1629年，当袁崇焕处心积虑地暗算毛文龙的时候，后金抓住时机，收买漠南蒙古势力，然后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从蒙古绕道，避开袁崇焕重兵防守的宁远和锦州，直接进攻明军防守薄弱的蓟门。这次奇袭入侵比较成功，当皇太极的大军到达距北京只有两三百里的遵化城下时，袁崇焕才回过神来，急忙亲率主力进入山海关增援。
当时形势非常危急。就在袁崇焕星夜驰往关内的前一天，山海关驻军为了保卫京师，出动赶往遵化阻击皇太极，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天，遵化城守军不战自溃，北京城的门户几乎大开。
崇祯这时也慌了，一方面下令加紧做好城防备战，另一发面紧急下令各地军队前来勤王。着急害怕的同时，崇祯对袁崇焕也开始感到失望和怨恨。毕竟几个月前，袁崇焕还在他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5年平定辽东，但现在人家后金都打到家门口了，哪里有被平定的迹象！
忌恨的种子一旦种下，立刻就会生根发芽。恰在此时，外界又给这颗“种子”施了一把肥。大敌当前，京城内部谣言四起，有人说皇太极此次入侵之所以顺利，是因为袁崇焕暗中投降了后金，提供了明朝边境薄弱点的情报。由于那个时代没有电话和网络，崇祯也没法给袁崇焕打电话核实沟通，更没有官方部门查证流言，因此，原本就自负多疑的崇祯心里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更要命的是，袁崇焕由于欠考虑，导致自己的行为也出了大问题。
为了应对后金的奇袭，袁崇焕率军从关外星夜赶往京城，按照当时的情形来说，他本应该把手下军队部署在京城以外的通州地面拦阻后金军队。没想到，袁崇焕害怕北京有所闪失（敌人小股部队偷袭或城内发生动乱），竟然率大军直抵京城门外，并要求让自己的军队入城。
这下子，早就对谣言半信半疑的崇祯更觉得袁崇焕有问题了：第一，敌人明明在城外老远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在城外阻挡驱赶？第二，在没有接到朕命令的情况下，为什么带大军跑到京城外面，还要求入城？第三，你带大军入城之后想干什么？是不是真的要跟后金里应外合，把朕和满朝文武一锅端了？
崇祯越想越怀疑，越想越害怕，他没有全部应允，只允许袁崇焕派一小部分军队入城。期间，后金大军来到北京城外，袁崇焕率军与之展开几轮厮杀，陷入拉锯状态。这个节骨眼上，一些皇亲国戚和太监又跑过来向崇祯抱怨，因为他们在北京城外有房产和别墅，此时都被后金的军队洗劫和焚毁，因此迁怒没有赶走敌人的袁崇焕，甚至表示：都是袁崇焕引狼入室才导致今天的局面！
如此，袁崇焕的人设在皇帝心里基本上算是塌了。
这时，作为敌方阵营领导的皇太极表现得非常机智，他充分借用此形势，施展了一次反间计，算是给了袁崇焕最致命的一击。
后金进逼北京前，曾俘虏了几个在外出差的大内太监，其中一个地位较高的太监叫杨春。皇太极故意安排了两个部将在关押杨春的牢房隔壁大声闲聊，刻意让杨春听见。杨春很快听到了隔壁两名敌将嘴里说出的“重要机密”。
只听，其中一个部将说：最近我们之所以没有立刻攻打北京城，那都是皇上（皇太极）的计谋。刚才我看到皇上见了两个人，聊了很久，那两个人应该是从袁崇焕那边来的，好像是在商量攻克京城的事！
第二天，看守杨春的士兵故意“放水”，杨春趁机逃出敌营，并立刻跑回北京。杨春回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崇祯报告，把那晚“无意间”听到敌人的话复述给了崇祯。
崇祯听罢，又把袁崇焕上任后的一系列重大表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特别是眼前发生的率军进京的情形，几经分析琢磨，崇祯基本上相信了杨春的话：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袁崇焕竟然也叛变了革命！
不过，崇祯没有立即对袁崇焕采取行动，这倒不是他相信袁崇焕，而是后金的军队还在北京城外。崇祯于是再次召见袁崇焕，以询问退敌策略为名来检验袁崇焕。此时的袁崇焕并不知道皇太极的反间计，他还是一心想要保卫大明江山的，但他却再次说错了话。
崇祯问他现在该怎么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5年平辽的目标到底还能不能实现？
袁崇焕当着皇帝和随行大臣们的面表示：满洲人短期来看比较难对付，因为人多势众，而且特别能打，但长期来看是可以对付的。现在最好议和为主，因为这帮人无非是想独立建国，自己当皇帝罢了。我们可以先稳住（成全）他们，然后等待时机，再一举消灭他们。
袁崇焕这么说，并非真的惧怕后金，只是为了通过强调敌人的强大，来劝说皇帝跟后金议和，以缓解当前的危急局势，争取时间备战，同时也能为自己实现不了当初的承诺找一条退路。可他这么一说，就犯了大忌。
在崇祯皇帝和大臣们眼里，后金尽管强大，那也只是蛮族，而且原本还是大明的藩属。明明是藩属，有什么资格在泱泱大明面前妄求称帝建国？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本来就不应该，现在又要侵略大明的国土，作为中华正统的大明帝国就必须给予后金严厉的制裁。这其实就是大多数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一贯态度，这是法理性、正当性、正义性的问题，是面子问题，容不得妥协（尽管历史上真正妥协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崇祯听了袁崇焕的发言后，并没有明确表态，反而态度亲切和蔼地表示慰问，甚至还把他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以至于在外人看来，君臣二人还如当初一样和睦互信。但实际上，崇祯已经下了换掉袁崇焕的决心。根据袁崇焕刚才的发言，崇祯内心已经确认：这个姓袁的家伙确实叛变投靠了后金！
此时的袁崇焕还在为皇上亲自送貂皮大衣而感动，甚至决心将来要以死报国。可惜，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热情，很快就被狠狠地泼了冷水，直接冷到绝望。
几天之后，袁崇焕再次被召进宫，见了崇祯最后一面。这回，崇祯没有一点好脸色，当头就问袁崇焕是不是跟皇太极那边有密约。袁崇焕脑袋瓜瞬间宕机，他根本不知道皇上从哪听的这些谣言，紧张之下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回话。结果，崇祯以为袁崇焕默认了，当场大怒，接着就开始“翻旧账”，列举袁崇焕杀毛文龙、带兵进京等一系列行“罪行”，把长久以来受到的憋屈都吐了出来，以致于根本听不进袁崇焕的辩解（有记载说袁崇焕由于震惊害怕，竟下意识地用粤语辩解求饶，崇祯也听不明白）。
最后，崇祯下令把袁崇焕押进大狱。
此后大半年时间里，袁崇焕一直关押在狱中。种种迹象表明，崇祯最初并没有打算处死袁崇焕，但耐不住身边一直有人说袁崇焕的坏话。比如时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他以前跟毛文龙关系很好，经常收毛文龙送的钱，所以他对袁崇焕杀毛文龙而断了自己的一条生财之路非常不爽，因此不停地在崇祯耳边说袁崇焕是叛徒。另外，山东道御史（相当于省级检察院院长）史范更离谱，他竟然在奏章中把袁崇焕比作秦桧。这下崇祯受不了了，袁崇焕是秦桧，那当今皇上岂不成了忠奸不辨的赵构？
自视甚高的崇祯气不打一处来，最终，他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原本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的袁崇焕身上。崇祯下旨，将“汉奸叛徒”袁崇焕凌迟处死，他的妻儿兄弟流放边疆。
凌迟受死，被人分食
袁崇焕遭受凌迟的过程并没有史料记载，但从同时代的其他关于凌迟处刑记录的文字中，大概可以“还原”其基本过程：
行刑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袁崇焕被装进牢车拉往刑场。一路上，囚车受到了沿途群众的“热烈迎接”，辱骂、诅咒伴随着石子、烂菜叶、臭鸡蛋甚至粪便，不停地向囚车里的袁崇焕招呼，让袁崇焕充分感受到了皇帝抛弃、人设崩塌、全民误解的绝望。
这时的他，估计也没有为自己申冤的渴望了，因为被关在牢里的大半年时间里，他的伸冤和辩解也没人在乎过。对于袁崇焕这种典型的完美主义且自负的读书人来说，既然已知自己注定是遗臭万年的下场，估计他早已彻底因绝望而麻木了。
犯人押到刑场后，还要等负责监督行刑的官员到场，一般都是总宪（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和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这类官员过来监督。等这些大官来到遮阳篷里入座后，行刑的刽子手们（凌迟是件费体力、耗精力的活，轮流行刑的刽子手通常多达百人，十分壮观）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筐相继入场，筐里装着个头不大的铁钩和切肉刀，行刑之前，他们还得在砂石上把钩子和刀子磨一遍。
等到上午9点钟左右，太阳已经挂高，围观的群众也已经人山人海。这时会有工作人员站在刑场中央大声宣读圣旨，内容无非是皇帝英明，揪出了隐藏在内部的叛徒，该叛徒罪大恶极，天理不容，皇帝现在要对该叛徒施加天威惩罚等等，圣旨的最后一句往往会被刻意地大声宣读：“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此时，现场的上百个刽子手会一起高声应和，震耳欲聋，场面极富恐怖的震慑力。
正式开始凌迟前，还会放炮响。这时候，围观的群众早已按耐不住好奇与兴奋，拼命挤人头踮脚尖，现场官兵衙役也奋力维持秩序，远处屋顶、树顶上也挂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大家你推我搡，你说我讲，十分嘈杂。
行刑过程因为过于血腥，就不多正面描述了。史料中言简意赅地记录了受刑人的体验：袁崇焕痛苦地嚎叫了整整半个白天。
按照规矩，被凌迟者身体的重要器官会在凌迟过程中取出，分别挂在旁边的拉起的绳子上，场外观众也能因此推断凌迟的进程。当然，现场还有手持红旗的人负责在行刑的最后阶段跑回皇宫，向皇帝报告此次凌迟的刀数。
等到中午，行刑正式结束。官员衙役陆续收拾场地并离开，此时有个别小官或士绅留下来“处理”袁崇焕那一身被刮下来的肉：他们会、把这些肉割成小块（手指头大小），卖给需要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买，是因为民间传言吃了此肉能治疗疮疖等疾病。
很快，肉就卖光了。大家吃之前，一定会骂一声此肉的主人，毕竟是卖国贼嘛。
你看，明明是一个护国能臣，最后却落得被同胞分食的下场。
许多年以后，灭掉大明王朝的后金（清）向天下公布了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的真相（纯属子虚乌有），已经习惯了清朝统治的大明子民们才隐约想起，不久之前，曾经有过一位叫袁崇焕的忠臣，他为日薄西山的大明鞠躬尽瘁，却无辜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然，他效忠的大明最后也完蛋了。
关于袁崇焕是否冤死，到现在还有不少疑点和争论。但作为人臣来说，他那种自负且略显鲁莽的性格，无疑是导致他最终身死的重要诱因。与其哀叹袁崇焕的命运，不如从他身上汲取教训，时刻提醒自己：人在世上，说话做事总要讲一些分寸。